背景

上周末观看了电影《汉娜·阿伦特》，对电影中汉娜·阿伦特提出的“平庸之恶”的观点产生兴趣并做了一定的学习。

平庸之恶

平庸之恶的概念，是由犹太裔著名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1]提出来的。她在作为《纽约客》特约记者参与了1961年于以色列耶路撒冷进行的对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2]的审判后，提出艾希曼以服从为天职，对于希特勒的忠诚作为屠杀犹太人的法律，他只是执行了作为行政职务的任务，根据计划并完成它。阿伦特断定被人们描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恶魔”的这个人，实际上并不拥有深刻的个性，仅仅是一个平凡无趣、近乎乏味的人，他的“个人素质是极为肤浅的”。他之所以签发处死数万犹太人命令的原因在于他根本不动脑子，他像机器一般顺从、麻木和不负责任。因此汉娜认为艾希曼的恶其实是“平庸的恶”，阿伦特称艾希曼为nobody，因为阿伦特认为艾希曼其实是不具有思考的能力，而只是选择简单的服从命令。他并没有意识到所造成的后果有他的责任。

语汇的作用

汉娜阿伦特在运用极权制度的意识形态性质来分析这样一个平庸无奇的人为什么卷入深渊般的恶而无法自拔时提到，问题在于纳粹通过使用新的“语言规则”来解说他们的反常行为“灭绝”、“杀掉”、“消灭”都由“最终解决”、“疏散”、“特殊处理”来表达。

从Metaphor的角度来看，纳粹采用了metaphor的方式改变了下属对于命令的感受，通过建立一套全新的语汇体系使得下属忽视了他们的行为可能造成的后果。

心理学的探索

在艾希曼审判之后，由于汉娜阿伦特提出的全新的平庸之恶的观点，心理学家针对这一现象做了一定的研究，其中尤其著名的是米尔格拉姆的实验和津多巴的实验。

米尔格拉姆实验（Milgram experiment）[3]

1963年，耶鲁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米尔格拉姆[4]设计了这个实验，为了测试“艾希曼以及其他千百万名参与了犹太人大屠杀的纳粹追随者，有没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服从了上级的命令呢？我们能称呼他们为大屠杀的凶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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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者被告知这是一项关于“体罚对于学习行为的效用”的实验，并被告知自身将扮演“老师”的角色，以教导隔壁房间的另一位参与者——“学生”，然而学生事实上是由实验人员所假冒的。 参与者将被告知，他被随机挑选为担任“老师”，并获得了一张“答案卷”。实验小组并向他说明隔壁被挑选为“学生”的参与者也拿到了一张“题目卷”。但事实上两张纸都是“答案卷”，而所有真正的参与者都是“老师”。“老师”和“学生”分处不同房间，他们不能看到对方，但能隔著墙壁以声音互相沟通。有一位参与者甚至被事先告知隔壁参与者患有心脏疾病。 “老师”被给予一具据称从45伏特起跳的电击控制器，控制器连结至一具发电机，并被告知这具控制器能使隔壁的“学生”受到电击。“老师”所取得的答案卷上列出了一些搭配好的单字，而“老师”的任务便是教导隔壁的“学生”。老师会逐一朗读这些单字配对给学生听，朗读完毕后老师会开始考试，每个单字配对会念出四个单字选项让学生作答，学生会按下按钮以指出正确答案。如果学生答对了，老师会继续测验其他单字。如果学生答错了，老师会对学生施以电击，每逢作答错误，电击的瓦特数也会随之提升。 参与者将相信，学生每次作答错误会真的遭到电击，但事实上并没有电击产生。在隔壁房间里，由实验人员所假冒的学生打开录音机，录音机会搭配著发电机的动作而播放预先录制的尖叫声，随著电击伏特数提升也会有更为惊人的尖叫声。当伏特数提升到一定程度后，假冒的学生会开始敲打墙壁，而在敲打墙壁数次后则会开始抱怨他患有心脏疾病。接下来当瓦特数继续提升一定程度后，学生将会突然保持沉默，停止作答、并停止尖叫和其他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