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6日 (三) 03:05的最后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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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庸之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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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末观看了电影《汉娜·阿伦特》，对电影中汉娜·阿伦特提出的“平庸之恶”的观点产生兴趣并做了一定的学习。

平庸之恶

平庸之恶的概念，是由犹太裔著名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1]提出来的。她在作为《纽约客》特约记者参与了1961年于以色列耶路撒冷进行的对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2]的审判后，提出艾希曼以服从为天职，对于希特勒的忠诚作为屠杀犹太人的法律，他只是执行了作为行政职务的任务，根据计划并完成它。阿伦特断定被人们描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恶魔”的这个人，实际上并不拥有深刻的个性，仅仅是一个平凡无趣、近乎乏味的人，他的“个人素质是极为肤浅的”。他之所以签发处死数万犹太人命令的原因在于他根本不动脑子，他像机器一般顺从、麻木和不负责任。因此汉娜认为艾希曼的恶其实是“平庸的恶”，阿伦特称艾希曼为nobody，因为阿伦特认为艾希曼其实是不具有思考的能力，而只是选择简单的服从命令。他并没有意识到所造成的后果有他的责任。

语汇的作用

汉娜阿伦特在运用极权制度的意识形态性质来分析这样一个平庸无奇的人为什么卷入深渊般的恶而无法自拔时提到，问题在于纳粹通过使用新的“语言规则”来解说他们的反常行为“灭绝”、“杀掉”、“消灭”都由“最终解决”、“疏散”、“特殊处理”来表达。

从Metaphor的角度来看，纳粹采用了metaphor的方式改变了下属对于命令的感受，通过建立一套全新的语汇体系使得下属忽视了他们的行为可能造成的后果。

心理学的探索

在艾希曼审判之后，由于汉娜阿伦特提出的全新的平庸之恶的观点，心理学家针对这一现象做了一定的研究，其中尤其著名的是米尔格拉姆的实验和津多巴的实验。

米尔格拉姆实验（Milgram experiment）[3]

1963年，耶鲁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米尔格拉姆[4]设计了这个实验，为了测试“艾希曼以及其他千百万名参与了犹太人大屠杀的纳粹追随者，有没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服从了上级的命令呢？我们能称呼他们为大屠杀的凶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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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者被告知这是一项关于“体罚对于学习行为的效用”的实验，并被告知自身将扮演“老师”的角色，以教导隔壁房间的另一位参与者——“学生”，然而学生事实上是由实验人员所假冒的。

参与者将被告知，他被随机挑选为担任“老师”，并获得了一张“答案卷”。实验小组并向他说明隔壁被挑选为“学生”的参与者也拿到了一张“题目卷”。但事实上两张纸都是“答案卷”，而所有真正的参与者都是“老师”。“老师”和“学生”分处不同房间，他们不能看到对方，但能隔著墙壁以声音互相沟通。有一位参与者甚至被事先告知隔壁参与者患有心脏疾病。

“老师”被给予一具据称从45伏特起跳的电击控制器，控制器连结至一具发电机，并被告知这具控制器能使隔壁的“学生”受到电击。“老师”所取得的答案卷上列出了一些搭配好的单字，而“老师”的任务便是教导隔壁的“学生”。老师会逐一朗读这些单字配对给学生听，朗读完毕后老师会开始考试，每个单字配对会念出四个单字选项让学生作答，学生会按下按钮以指出正确答案。如果学生答对了，老师会继续测验其他单字。如果学生答错了，老师会对学生施以电击，每逢作答错误，电击的瓦特数也会随之提升。

参与者将相信，学生每次作答错误会真的遭到电击，但事实上并没有电击产生。在隔壁房间里，由实验人员所假冒的学生打开录音机，录音机会搭配著发电机的动作而播放预先录制的尖叫声，随著电击伏特数提升也会有更为惊人的尖叫声。当伏特数提升到一定程度后，假冒的学生会开始敲打墙壁，而在敲打墙壁数次后则会开始抱怨他患有心脏疾病。接下来当瓦特数继续提升一定程度后，学生将会突然保持沉默，停止作答、并停止尖叫和其他反应。

在米尔格伦的第一次实验中，百分之65（40人中的26人）的参与者都达到了最大的450伏特惩罚，尽管他们都表现出不太舒服；每个人都在伏特数到达某种程度时暂停并质疑这项实验，一些人甚至说他们想退回实验的报酬。没有参与者在到达300伏特之前坚持停止。后来米尔格伦自己以及许多全世界的心理学家也做了类似或有所差异的实验，但都得到了类似的结果。为了证实这项实验，也有许多更改了架构的实验产生。

米尔格拉姆在1963年所做的试验由于存在伦理上的问题以及实验参数控制的不精确曾遭到诸多质疑，之后也有很多重复类似的试验，2006年心理学家Jerry M. Burger的一个类似的试验在满足了实验参数的控制要求和解决了伦理上的问题后得到了十分相似的结果，一定程度上佐证了米尔格拉姆的理论的正确性。

以下为摘自wikipedia中milgram experiment词条的一段话

Another partial replication of the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by Jerry M. Burger in 2006 and broadcast on the Primetime series Basic Instincts. Burger noted that "current standards for the ethical treatment of participants clearly place Milgram's studies out of bounds." In 2009, Burger was able to receive approval from the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by modifying several of the experimental protocols.[30] Burger found obedience rates virtually identical to those reported by Milgram found in 1961–62, even while meeting current ethical regulations of informing participants. In addition, half the replication participants were female, and their rate of obedience was virtually identical to that of the male participants. Burger also included a condition in which participants first saw another participant refuse to continue. However, participants in this condition obeyed at the same rate as participants in the base condition.

斯坦福监狱试验（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5]

1971年夏天，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和同事们在大学地下室搭建了一个模拟的监狱，并且征集了24名心智正常身体健康的志愿者，每人每天可以得到15美元报酬，但是必须完成14天的实验。这些志愿者被随机分成两部分，12个人充当警察的角色，另外12个充当囚犯的角色，实验时每组只有9人，3人后备。实验模拟真实监狱环境，囚犯分别被“警车”押送到监狱，然后被搜身，扒光衣服，清洗消毒，穿囚服，右脚戴脚镣。和真实监狱类似，囚犯志愿者被关在监狱后就不能自由行动，3个人住一个小隔间，只能在走廊放风，每个人没有名字只有一个编号。充当看守的志愿者，没有进行培训如何做狱警，只是被告知可以做任何维持监狱秩序和法律的事情。看守3个人一组，每组工作8个小时，三组轮换。

据实验进展，研究最初的二十四小时内，在几乎没有得到指令的情况下，看守们便开始对囚犯进行肉体和心理上的虐待。囚犯变得逆来顺受，丧失自我感，没有只言片语的反抗。实验中出现的行为如此极端，导致本计划持续两周的实验，在仅仅六天之后便被终止。

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不到十年之前，米尔格拉姆服从性研究（Milgram obedience study）表明，一经权威人士鼓舞，普通人便乐于以他们认为痛苦或者可能致命的电流电击同伴。在很多人看来，斯坦福实验强调了这些发现，显示如果赋予了过多的权力，普通人能够多么轻而易举地变成残忍的压迫者。时值四十五年后的今天，许多人回顾这项研究，来说明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看守的所作所为以及美国滥觞的警察暴力何以会出现。斯坦福监狱实验时常被引用，以此证明我们体内隐含的原始暴力冲动；据说这项实验表明，只要稍许推动，我们便都会变成暴君。

但是实际上这个实验的教训可能并非如此简单，这项实验的吸引力与其简洁的设置不无关系：囚犯、看守、假监狱，再加一些基本规则。然而，现实中，斯坦福县监狱是一个被严重操控的环境，看守和囚犯的行为方式，很大程度上早已注定，取决于他们所扮演角色。为了理解该实验的涵义，你必须看到：这个实验并非建立在一片空白之上；最初，实验目的就是体验在残酷监狱中的工作和生活。

如果斯坦福监狱实验模拟出一个更加文明的环境，囚犯和看守能否展现出不同的行为？2001年12月，斯蒂芬·莱谢尔（Stephen Reicher）和亚历山大·哈斯莱姆（Alexander Haslam）这两位心理学家试图有所斩获。他们与BBC的纪录片部门一起合作，部分复原了津巴多的实验环境，进行为期八天的研究。看守依然身着制服，有权稍加赏罚；囚犯安置在三人牢房中，与斯坦福县监狱的陈设几乎别无二致。主要区别在于，这家监狱没有预设的期望。到第六天结束时，看守已经无法控制囚犯，三名不服从的狱友爆发，占据看守的房间。“这时，”研究者写道，“所有人都看得出来，看守的统治难以为继，已然完蛋。”

斯坦福监狱实验表明，极端行为源于极端制度。监狱并非白板一块。从事监管工作的看守也的确经历了自我筛选，就像津巴多的学生们自我筛选加入了监狱生活研究。正如津巴多的人马，从一开始，他们便被各种预期狂轰滥炸，预先设定的道德准则和行为模式构成了他们的成见。斯坦福研究的真正教训，并不是说随便哪个人都能够变成虐待狂和暴君，而是说特定的制度和环境导致了这种行为——而且，或许，也能够改变那些行为。

（注：以上观点引述自玛利亚·康尼科娃（Maria Konnikova））

参考文献

1. 百度百科-米尔格拉姆实验[6]
2. wikipedia-milgram experiment[7]
3. 宋官东;杨志天;崔淼。服从行为的心理学研究[8]
4. The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9]
5. wikipedia-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10]
6. 果壳网-每个人都可以变恶魔？[11]